2月13日,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從2019年開始,將啟動實施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和專業建設計劃和“1+X”(學歷證書+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制度改革等兩項行動,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動辦學模式由參照普通教育向類型教育轉變。
“完成這樣的轉變并非易事,這要求教育能從管理體制和評價體制上作出改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無論是招生、專業設置、師資來源都應更加多樣,讓職業院校百花齊放。
而在我國供給側改革以及制造業(數量)進入世界前列等政策背景下,職業教育改革的現實需求正日益明顯,而如何在國家政策之利下尋求突破口,引導整個社會對職業教育“高看一眼、厚愛一分”,也是今后職業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對于擅長動手的孩子,一張卷子定終身的應試教育顯然不公。”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指出,在現行高考制度體制下,高職教育的窘境也由此可見一斑:高考錄取順序排在后,生源、師資、科研經費墊底,教學差距越拉越大……
而就讀職業學校,對絕大多數學生而言是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備胎”選擇,職業教育成為“落榜生”的“收容所”,生源質量堪憂。“不少職業院校與高等院校畢業的學生相比,還是不容樂觀的。”儲朝暉直言,有些專業可能學生不太喜歡,招生情況并不理想。儲朝暉認為,對高等職業教育院校來說,優質生源好比農民種地需要的好種子,種子選好收獲才更大。但高等職業院校選“種子”的方式很單一。“在當前的評價體制下,簡單來說,學生成績不高所以進入職業院校。”儲朝暉說。這些學生即便有某項天賦,進入學校后也很難通過努力重塑自我價值。
同時,與我國規模急劇擴大的大學相比,在很多方面,職業學校的教育被忽視。除去教育水準低下外,職業學校也經常因設備簡陋、管理不善和師資水平不達標而經常受到批評。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羅思高(Scott Rozelle)曾率領團隊專門研究中國職校到底能給學生帶來什么。他隨機挑選了1萬名“應用計算機”專業的職高學生和5000名普通高中學生。給這1.5萬名學生做了一次“應用計算機”測試,結果顯示,即便“應用計算機”是他們的專業,職高學生也沒有學習到任何與應用計算機相關的新知識。相反,一年之后,普高學生比職高學生學習到新的應用計算機知識要多得多,而這些普高學生并沒有學習與應用計算機相關的課程。
在家長幫論壇上,一個職高學生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職校的老師少,教授的知識難懂。”同時,高職院校教學質量的空心化,在專業設置、課程設置、教師培養等方面都與社會發展脫節,很多學生畢業后與企業用人需求不匹配,高素質的職業教育人才普遍匱乏。廣州某課題組也曾對制造業企業中已經工作了3年以上的2502名職校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5.06%畢業生認為職業院校缺乏實驗、實訓設備;20.67%認為專業教學與職業崗位工作過程相去甚遠;15.56%認為課程內容針對性不強、盲目、陳舊,13.01%認為教師大都“紙上談兵”。儲朝暉認為,改變這一點關鍵的是改變觀念。
以國外經驗為例,在澳大利亞,中學3年期間會開展很多職業性活動,如燒菜做衣服,這些活動就像給孩子們開了一個百貨商店,讓他們有機會把各種職業都經歷一遍。在活動過程中,老師會對孩子的表現進行記錄,為孩子以后進入學業類院校還是職業類院校提供參考。在德國,從小學開始給學生“分層”,老師們通過觀察初步判斷哪些學生適合進職業學校,發展職業技能。“通過這樣的方式,有天賦有特長的孩子很容易在喜歡的職業中獲得成就感。”儲朝暉說。
在此背景下,《方案》的出臺備受社會期待。《方案》提到,建立“職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考試招生辦法,提高生源質量,為學生接受高等職業教育提供多種入學方式和學習方式。同時,《方案》明確,到2022年,職業院校教學條件基本達標,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型轉變,建設50所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150個骨干專業(群)。建成覆蓋大部分行業領域、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中國職業教育標準體系。
上職校學不到真本領,是許多學生和家長的擔憂。儲朝暉指出,參照歐美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來看,真正的職業教育,應該與產業密切聯系,無縫對接市場,以行業的需求來決定培養模式、內容,“政府應該放手管理,讓職業教育與市場、企業充分互動”。
《方案》中提出,為實現教育現代化,必須實現職業教育現代化,2019年起,將推行產教結合,培養“雙師型”教師,將試點“學歷證書+若干職業技能等級證書”的制度。有教育專家認為,全球多種先進職業教育理念,職業學校要辦好,出路仍在于更深層次的校企合作。據統計,德國有60%的青少年選擇職業教育。在經濟疲軟的情況下,德國25歲以下的年輕人失業率是歐盟低的,這也得益于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是學校與企業共同培養學生,學校的理論學習和企業的實踐培養相結合,培養出了符合社會企業要求的技工。這樣的學習環境是由社會對技工的尊重以及技工較高的薪酬支撐。在德國,技工的平均工資高于公務員以及白領,在這樣的氛圍下,很多學生會選擇職業學校學習一門自己喜歡的手藝。
事實上,校企合作一詞早出現于20世紀初的美國,產生于大學的工程技術學科領域。20世紀50年代后,德國、日本、英國也逐漸將校企合作教育計劃付諸實踐,使得校企合作成為發達國家的一種共同職教形式,并逐漸在發展中國家推廣。我國也在2015年對校企合作開始大范圍的展開,不過,“校企合作”的模式,在中國推行起來卻顯得步履維艱。
達內教育校企合作負責人高瑋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企業之所以參與積極性不大,是因為它覺得收益與付出是不成正比的。培訓機構或高校的責任就是把人培養合格了送到企業,企業就只是把這些人招聘進來、把活干好,促進產業發展,這個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想要改變這樣的觀念,在這之間形成橋梁和梯隊我覺得還需要時間。“如果某些省份真的能夠為參與的企業減稅,或者對其業務運營上確實有實質性幫助,那么企業參與的積極性就會更大一些。”高瑋說。
針對產教融合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學校熱、企業冷”情況,《方案》明確,職業院校應當根據自身特點和人才培養需要,主動與具備條件的企業在人才培養、技術創新、就業創業、社會服務、文化傳承等方面開展合作。另外,《方案》強調,在開展國家產教融合建設試點基礎上,建立產教融合型企業認證制度,對進入目錄的產教融合型企業給予“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的組合式激勵,并按規定落實相關稅收政策。試點企業興辦職業教育的投資符合條件的,可按投資額一定比例抵免該企業當年應繳教育費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事實上,早在1995年,國家教委就印發了《關于成人高等學校試辦高等職業教育的意見》,也是從那時起,中央開始對職業教育作出了系統的頂層設計。1996年,職業教育法實施。2014年,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而這距離上一次全國會議,已經時隔9年。同年2月2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這些舉動,都被業界認為是職業教育發展的春天來臨。
同時,2018年2月,教育部發布由其聯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共同編制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指南》以需求和問題為導向,對人才發展的體制機制進行頂層設計,提出到2020年,形成與制造業發展需求相適應的人力資源建設格局。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曾表示,職業教育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為人才結構調整、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人才保證。“這個時代,我們不僅需要愛因斯坦,也同樣需要魯班。”陳寶生說。(高原)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要以現代職業教育的大改革大發展,加快培養國家發展急需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讓更多青年憑借一技之長實現人生價值,讓三百六十行人才薈萃、繁星璀璨。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以如此大的篇幅、如此高的站位、如此具體的舉措來部署職業教育工作,前所未有。這充分說明,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教育強國進程中,職業教育所擔負的角色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框架全面建成,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和社會吸引力不斷增強,職業教育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撐。但面對高質量發展對技能型人才的強勁需求,面對強大的就業壓力,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現代職業教育急需要加快發展,為此,總理在報告中特別提出了要擴大高職招生規模、開展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專業培訓、改革辦學體制、加大職業教育投入力度等多項擲地有聲的舉措。要將總理做出的戰略部署落到實處,當務之急是要打通阻礙職業教育發展的“五個通道”,解決好職業教育中關鍵的“人”的問題,使職業教育真正成為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國民教育體系。
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現在缺的不是職業學校數量,而是就讀職業教育的學生。雖然這些年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就讀學生也越來越多,但相比普通教育來說,仍然偏少,很多省份在初中升入高中階段分流時,職普比也很難做到“大體相當”。其原因之一就是升學渠道受限。雖然現在已有中高職對口單招、五年一貫制高職、“三校生”高考等制度,但與普通教育相比,職業教育學生的升學渠道仍然單一,不夠順暢。因此,進一步打通不同層次職業教育之間上升通道,構建“中等職業教育—專科層次職業教育—本科層次職業教育”銜接貫通的現代職教體系,使職業教育成為與普通教育并行的、同等重要的兩條成才通道,讓職業院校學生看到希望,對吸引中職、高職學生來說,就顯得非常重要。
到2020年,我國高中階段的毛入學率要達到90%。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重點、難點,都在于如何提高中職教育的質量和地位,進一步打通職普融合的通道是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重要抓手,也是提高中職教育質量的重要途徑。要推動普通高中和中職學校攜手合作,實現職教和普教資源共享,課程互通,學分互認,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高中階段學校既開設學術性課程(科學、數學、人文、社會等),又開設技能和職業性課程(建筑、機電、烹飪等),由學生結合未來升學目標自主選擇,促進學生在高中階段發現并培養自己的職業興趣,規劃好人生發展。
要實施兩類人才的兩種模式高考,即學術型人才的高考模式和技術技能人才的高考模式。只有當兩種人才、兩條培養模式并行發展時,更多的學生才會主動轉向技術技能成長之路,“職普融通”才能真正毫無障礙地實施。要改革職業院校招生考試制度,允許具有特殊技藝的人才免試入學。鼓勵支持在各類國際、國家級、省級技能競賽上獲獎選手或具有獨特傳承和特殊技藝的人才免試入學,幫助他們得到進一步的成長。
要進一步完善對技術技能人才的評價體系,建設一套區別于普通人才的技術技能人才評價方法和標準;要保證職業院校畢業生與普通高校畢業生在就業、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招考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落實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相關待遇政策;要樹立“英雄不問出處”的用人導向,打破唯出身、唯學歷、唯論文的框框,營造有利于技術技能人才成長的環境。
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不同于普通教育。要根據職業教育的特點,聘請既懂得理論教學,又熟悉實踐教學的“雙師型”教師,尤其要重視引進身懷絕技的高技能人才、特殊技能人才從事職業教育的實踐教學工作。要采取特殊措施完善技能人才技藝傳承的通道,重能力,輕學歷,把真正的能工巧匠請進校園,形成技藝傳承提高教學效果的良性教學生態。
以上五個通道若被打通,則職業教育的發展就有了源頭活水,大批的社會資金就會涌入,能工巧匠也會往職業院校集聚,學生的技能訓練、教學質量就可能得到保證,一幅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良性互動的局面才可能形成。
文章來源:法治周末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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